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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务实也没有把全部的分析都说给刘馨听，尤其是他自己的某些想法。
比如，他在这日本问题的思考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想法，就是尽量不要让海贸同盟在丰臣秀吉还活着的时候直接插手日本国内。
作为大乱之后第一个统一日本的“天下人”——甭管他的统一是不是仅限于名义上——他活着一天，日本就一天有“共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面临改天换日那样的大变，所有人都极有可能自发的团结在他的旗帜之下去战斗。
显然，这种局面是高务实必须尽量避免的，以免自己这个“帝国主义反动派”一下子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并不只是中国有，此时的日本约莫有1200万以上的人口，如果他们能够众志成城，那对于高务实而言同样是汪洋大海，因此政治手段的优先级依然要高于军事手段。
按照高务实的设想，先得使用政治手段让日本不可能团结，然后拉拢一批、打击一批、稳住一批，以此建立绝对优势力量，再开始进行统治策略的推行。
现如今丰臣秀吉作为日本共主建立起了丰臣公仪，除非他在国内彻底倒行逆施，将所有派系全部得罪个精光，否则这个体系的基本盘就是稳固的，即便高务实挑动德川家康去造反，多半也不会成功——德川家康要真有那个实力，他之前就不会对丰臣秀吉表示效忠了。
诚然，如果海贸同盟全力支持德川家康，并且拉上岛津家作帮手，以三方联手之力去和丰臣秀吉死磕，那当然最终是可以获胜的，可还是那个问题：这划算吗？
征服绝非儿戏。征服是一种扩大统治权的举动，而统治就必须讲统治成本和统治收益，征服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同样是统治成本，是一种“先期投资”。倘若这个先期投资过于巨大，以至于后期无法收回成本，亦或者需要极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那这样的征服显然不值得开展。
中国古代先民的扩张为何到了“关内十三州”之后就很少再有动力继续对外征服？无非也就是这个原因：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而言，继续征服会变成“亏本买卖”。
高务实要征服日本，打着的旗号是日本“有矿”，但他内心深处知道绝不仅仅如此。无论是谈情怀，也就是激愤于原历史上日本崛起后对中国忘恩负义的侵略，还是从地缘政治考虑，即日本只要能崛起，一定会扮演英国之于欧洲那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影响东亚大陆的稳定与和谐，总之高务实都不会允许日本独自成为一股力量。
这个思路，看起来似乎不是从统治成本考虑，但其实依旧是从统治成本考虑的，只不过放大了考虑的地域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了至少整个东亚的范畴。
只是，这些话现在没法说，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对同僚都没法说，甚至和刘馨说都没有太大的意义。高务实不是不知道刘馨本身对这些东西没有多大兴趣，她之所以帮自己，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并不如自己融入得好，除了自己之外，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己。
孤独是很可怕的，对于更加依赖社会群体性的女性来说，这种可怕或许更甚。
高务实和刘馨谈完这些战略层面的问题之后，又逐渐细化到具体操作，尤其是对于甲斐姬回日本之后将要主持的谈判，刘馨认为三崎城的实力不够，对于确保德川家康不敢一战而言似乎还差了点，她建议增强关东方面的力量，尤其是陆上力量。
高务实原则上同意这个看法，毕竟如今三崎城方面的陆上力量只有高云平手中那一个陆战队的标，正规编制才一千八百人左右。
一千八百人的燧发火枪队，其中还配备了一些技术相对先进的陆战火炮，这样的实力放在日本来看，倒也不能说很弱，不过兵力薄弱依然是肯定的。
用高务实之前一直认定的理论来说，火器部队的威力来源于“单位时间投弹量”。一千八百人的燧发火枪陆战队如果是和五千日军，甚至一万日军对战，考虑到燧发和有效射程等技术优势，那还是能打的。
然而，如果对方的军队数目更多一些，战争的结果就不好说了。考虑到日军虽然火炮拉胯，但火枪水平倒还不错，那结果只能说胜负皆有可能，更多的恐怕取决于对方军队的纪律性和对方将领的进攻意志是否坚定。
高务实和刘馨找出三崎城和玉绳城提交过来的城防图和各类数据，在仔细研究之后认为，以当前陆战队一个标的实力而言，守住三崎城问题不大。
这一点其实有赖于之前高务实为关东舰队的选址，三崎城南方有个岛，岛上因为关东舰队的关系，可谓是个安全区，不仅足以存放各类物资，还能在最危急的时刻接受三崎城过来的人员。
除此之外，三崎城本身出在三浦半岛最西南处，也是两面环海的地形，原本就易守难攻，再被京华以棱堡式要塞一通改造，防御力量更是再上台阶，在缺乏重火力的日军面前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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